最近，因为参加民盟在贺州历史的收集编撰工作，学习了不少关于民盟前辈的历史，近距离地感受民盟前辈与中国共产党“党盟合作”的光荣传统。

那么，什么是“四个认同”？全国政协汪洋主席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我们要推动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即“四个认同”，其中，政治认同摆在了首位。

一、中国民主同盟在成立之初就注定了其温和的政治改良特性

辛亥革命以来，面对民族兴衰和国家安危，民盟的创始人如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他们同许多仁人志士一样，历经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时代巨变，不懈探索救亡图存之道，追求救国救民之真理，立志匡扶社稷，投身民主革命，提出和践行他们的政治主张。在他们的亲历中，历经了希望、反省和焦灼，并由此诞生和发展了民主的思想。因此，在国共两党以外的文化民主人士的支持下，1939年11月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事变”，国共两党的合作遭到严重破坏，抗日战争危机四伏。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以及后来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主张抗日的政党和人士，迫切希望联合起来，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于是，3月19日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从民盟的成立过程可以看出，其成员在开始时大都是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政党和团体中分化出来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他们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为主。他们中不乏文化名人、社会名流等社会精英，他们以各自的影响力凝合在一起，温文而雅，形成了鲜明的温和特性和政治改良特性。不论是统一建国会或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还是后来的中国民主同盟，由于其组织相对松散、成员也较少，不可能像国共两党一样，成为完全独立而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这支政治力量，想要发挥作用，想要谋求生存和发展，只能是要么靠近国民党，要么靠近共产党，二选一，别无出路。

二、从与中共的交流、交往和交融中逐步走向同心、同向和同行

事实上，在抗战初期，从民盟和中共的一些主要发起人的情况可以看出，民盟和中共在彼此所走的道路和政治主张上还是有些不同的，甚至是排斥的。他们对对方的革命目标、路径有很多不解和困惑，主要原因是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所处阶级的局限性影响。民盟的成员主要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在政治上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是有一定的区别。他们不满国民党推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策和对一切民主力量限制和压迫。又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能力和热情有一定的偏见。所以，更多地希望通过改良国民党，或通过自身的影响促使国民党内部改变。“九一八”事变，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灭亡中国的昭昭野心下，处于抗战领导地位的国民党置亡国灭种于不顾，还在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完全背离了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导致了他们对国民党彻底丧失了信心。

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站在顺应民心的抗日救国的制高点，提出了一系列联合抗战的政治主张，推行了一系列的联合抗日行动：第一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是在瓦窑宝会议上，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论证了“各党派联合抗日的相关问题”，提出国难当头，一致对外的抗日政治主张；第三是毛泽东亲自致函各党派、各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等人，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建议；第四是派周恩来赴西安，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

民盟前辈心系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他们逐步看清了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民族危亡关头，有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因此，在团结抗战拯救中华民族的问题上与共产党达成共识，实行合作，并最终走到了一起。

三、在并肩战斗中使得民盟等各民主党派自觉选择了跟随共产党走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一种是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占据领导地位的国民党推行的以“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权；一种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所代表的以“无产阶级的工人和农民”为代表的人民民主政权。然而，当时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大多数还是主张走既有“英美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又希望“在经济上确保私有制、实行经济民主、消灭贫富悬殊”，还希望“保持领土与主权完整、兼亲美亲苏”等等的第三条道路，一句话就是希望通过和平改良现有的政权，从而达到民主自治。这种走中间道路的思想，随着国民党制造的一系列反动事件而宣告破灭。一是1946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趁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庆祝旧政协会议召开之际，制造了重庆较场口血案，打伤了郭沫若等许多民主人士；二是1946年7月，民盟和各界人士在昆明发起万人签名运动，要求和平。国民党派特务暗杀著名民主活动家、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李闻惨案；三是蒋介石反革命集团颁布《勘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部署对解放区的进攻和对各民主党派人士的迫害；四是杀害民盟中央常委、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委杜斌丞；五是以民盟勾结“共匪”为由，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加以取缔……

一系列血的教训让民盟的前辈和盟员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治选择，更加坚定地选择了共产党和共产党所走的道路。

四、民盟在与中共的“党盟合作”中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发展地位

从1939年民盟的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到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正式成立，再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八十年的风雨历程，民盟与中共袒诚相见、荣辱与共、亲密合作，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英勇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在民主宪政运动、旧政协会议、国共两党和谈等斗争中，始终与共产党密切配合，共同战斗，普写了“党盟合作”的光辉篇章，留下了传奇佳话。一是在1946年1月的旧政协会议中，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拉拢和刻意破坏，在各党派的代表名额上，中共以开阔的政治视野和博大的政治胸怀，主动让出代表名额给民盟，促成了旧政协会议的召开，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改组政府的协议等五项协议，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赢得了政治、舆论和道义上的胜利；二是1946年旧政协召开之前，中共与民盟达成了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的“君子协定”；三是民盟坚定地同共产党一起，拒绝参加伪国大，拒绝投入国民党怀抱，在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稳稳地站在人民一边；四是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佳话，在民主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又如民盟在贺州八步、黄姚的历史很短，但是却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民盟前辈他们通过报刊、办学、讲座等方式，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和民主宣传，鼓舞了民众的斗志，在贺州谱写了民盟抗日救国的优秀篇章。同时，也留下了“党盟合作”的佳话，成为贺州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去缅怀，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如1945年春，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派中共党员、民盟盟员狄超白赴八步、黄姚拜访了梁漱溟等人，指导成立民盟临江中学支部和黄姚支部，并在这两个支部的基础上，筹建成立了民盟东南总支部，领导开展两广、福建等南方多个省区的抗日救亡活动。再如1942年桂林“七‧九”事件后，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撤到钟山英家。1945年元月省工委书记钱兴来到黄姚，建立了全省党组织指挥中心。据老盟员回忆，钱兴先后派庄炎林等十多人到黄姚，其中部分同志经欧阳予倩（民盟）、张锡昌（中共、民盟）等人举荐，分别被安排到由民盟前辈创建的黄姚中学和民盟前辈主办的《广西日报》（昭平版）报社工作。如，钱兴夫人邹冰（化名陈美贤）任学校教务处干事，桂东北游击纵队临阳联队的陈大良（化名陈伟东）、杨汉成、姚大年和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的黄醒宗、陈景阳等人出任学校教师和工作人员。省工委以黄姚中学为阵地，建立学校党支部，开展秘密工作。在学校里，中共和民盟互相帮助、相互掩护，成就了一段“党盟合作”的贺州传奇佳话。

五、结语----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民盟是共产党最坚定、最亲密的同盟者，他们同中共既团结合作又斗争，坚持求同存异，照顾同盟者利益，同中共一起为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战斗。在民主革命时期，民盟先后有90多人为了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宝贵生命，在五星红旗上有他们的鲜血。

如果说从孙中山创建同盟会算起，民盟前辈一直在追求救国真理、治国良方妙药，探索“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道路，那么，最终他们以敏锐的慧眼，从同情、支持最后靠拢了共产党，并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实现了从认识到深入再到认同的历史性跨越。

缅怀先贤共筑梦，不忘初心好扬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作为民盟的后辈，我们要“以党为师”，不断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把民盟前辈的优良传统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作者：民盟贺州市委员会专职副主委